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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方不去管理这些事务时，在中央单方面管理模式下就只能由中央管理，而基于前述这些地方事务的特点，中央管理这些地方事务具有滞后性，那么在特定的时间内必然会留下管理的权力真空，形成治理盲区。

(46)与之相对立的立场是公益优先论，其代表是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之所以能够得出上述结论，显然是基于如下前提性假设和逻辑思考：第一，自然犯的犯罪性源自人们共同遵循的伦理规范，人们不需要了解形式化刑法规则就可以对自己相关行为是否违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注释： ①如此概括，主要是基于违法性认识问题上的两个前提：首先，之所以不像多数意见那样将违法性认识讨论的核心问题界定为阻却故意，是因为缺乏违法性认识及其可能性同样是过失责任的阻却事由。④我国的冯军教授则认为，只有在违法性认识支配下实施的违反规范的行为，才能看成是人对规范的违反。④[德]耶赛克：《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8页。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安乐死，很可能导致本可恢复的病人生命被错误地剥夺，甚至被心怀不良的人利用，让社会一般人的生命受到普遍的威胁。但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并不属于治安官的法定范围，判决有罪。

同样，这样的思考逻辑在折中立场的阐述当中也得到了体现，如犯罪故意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对形式的违法性有认识，但是要求其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于是一种类似现代社会的中间裁断机制得以产生，用于协调因为利益争端而产生的纠纷，这种机制的最高级形式就是国家，而法律体系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利益协调机制。[10]如果权利不是发自公民内心的追求，政府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推动。

他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宪法是执政党和人民共同制定的最高法律。所以一百多年来，我们拼命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因而中国人的思维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一点甚至还影响到了治国理念和方式，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各项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让标签式的概念性法律占据我们的头脑。秦帝国在灭亡过程中，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事件。

法律解释规则与法律规则有不一样的功能。[36]这样，对法律解释的规则需求浮出水面。

民间存在的常态是在指责机械司法的时候，数落依法办事的效果。通过对这些相近概念的辨析，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法律解释规则的概念。有些法律人觉得，在司法过程中，引进法律解释规则反而会增加思维的混乱。[3] （二）中国当代法治观念的发展及其法律解释方法的变化 西方法治与法律解释方法的演变，特别是关于实质法治的思想对中国法治思想影响很大。

[46]参见[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国外有学者建议，可以根据法律解释方法的难易程度来确定法律解释方法的位序。对实质法治的呼声不绝于耳，最近一百多年的法学主流，如现实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批判法学以及后现代法学的主调基本如此。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制度性的规则对人们的思维有约束作用，但是在制度性的规则之外，还有其他的思维规则，这就是法律方法论。

不能约束人的思维就难以规制人的行为，所以有人主张把所有的思维规则都上升为法律规则，但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一）法律解释规则与法律解释原则 在法律解释过程中，既存在法律解释原则也存在法律解释规则，并且原则与规则之间的界限并不好区分，一般认为原则是较为抽象、概括的表达，涵盖面较大，法律解释的原则对法律解释有指导、引领作用。

[35]然而，法学家们更多地是按照法治的要求来安排法律解释规则和方法的位序。（三）法律解释规则与法律解释方法 规则与方法的存在意味着人们的决策不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式的就事论事。

法律的含义是规则，标准意义上的法律是伴随着解决纷争的规则而出现的。随着资产阶级对政权的牢固把握，早期用于限制贵族权力与任意的法治已经触及到了资产阶级的权力。最近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标志法治的进步，是对各种抱怨的对策性回应。我国目前的法官还很难做到这一点，法官们没有把自己的思维拴在法律解释规则上，基本还是对法律规定的直观理解，甚至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法律解释规则的存在。法律发现与法律解释都是司法的基础性理论，加强对两者的比较研究实际上是深化我国法律发现和法律解释理论重要方面。由于辩证法在人们的思维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奠基于形式逻辑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得不到人们的认同。

在司法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法律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的熟练使用。法律解释规则是指符合法治原则的、可以使用的准则。

这种解释规则和与形式法治相适应的解释规则构成了法律解释规则最基本的区隔。当然，对这种将法律概念与非法律概念搅在一起、混为一谈的倾向而言，法律术语的模糊与随意也难辞其咎。

[38]法律解释是一种规范性解释。其实，在我国法律人的意识中，法律之上不仅有良法，还有很多高于法律的其他因素，如因大局意识、社会效果等可以修改法律，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进行裁判。

完全由选民支配的政府，在法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是不合时宜的。代表前者的是基督教，代表后者的是宪政与法治。从法治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也经历了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或者由现代法治向后现代法治的发展。这些经验是活的法律的组成部分，但是切记，运用法律技巧以衍生法律智慧，首先是对法律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熟练掌握，即所谓熟能生巧。

[47] 结语 人们在对法律解释方法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很多法治思维的规则，但是，由于法律是地方性知识，要使这些规则成为普遍的准则，还需要法官等法律人在实践中发展。其实，这也是一种法律方法的位序。

法律发现与法律解释规则或方法有很多交叉地带，这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是有些细微区别。人们对这句话反复引用很少怀疑。

这是我们选择使用法律解释规则的程序依据，即只能在优先适用或穷尽适用了形式法治的解释规则以后才能适用的解释规则。法律解释技巧是法律专业的技能或学问，以实现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与自由为目的，不是规避法律、逃脱制裁或玩弄法律的技术。

因为，一般法律原则是一种价值判断，不能构成独立的法源形式，存在着比一般法律规范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就引发了人们对法律简约调整方式的质疑。自私有意插花，利他则是无心插柳。这是凸显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阶段，属于对具体法律方法的细化研究，研究的是各种思维规则的含义及其运用条件。

[39]法律解释规则是带有规范效应的思维向导。或者（2）作为民主推动法则，法院可以运用这些规则得到立法响应。

从一定意义上看，法律解释规则是把法律方法规则化的努力。虽然对法律方法的细化研究需要解决一些理念上的问题，但在下一阶段的重点需要转向对法律解释规则的研究。

这就是所谓法律解释的经济原则。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但不能用国情否定法治的普适性。